现场现场:记者陈琳专访 特稿

发布日期:2022-05-22 08:3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

  安徽成人高考成绩公布即日起可线上查分...自力式流量控制阀的标准技术要求,陈琳,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1998级校友,凤凰卫视资深记者,凤凰网《封面》栏目主持人。曾奔赴日本311大地震、利比亚内战等现场进行报道。

  去现场,是记者的一种执念,因为这让他们无限接近真相,对陈琳而言亦不例外。现场,一直是她从业的立足点,“作为记者,事件发生时必须要有响应。”

  报考人大新闻系时,陈琳想要做“在洪水中报道的人”。2006年,陈琳从人大毕业,成为凤凰卫视的一名记者,实践了她的初心。在她的从业经历中,有过无数次赶赴现场的时刻,战场的炮火、灾区的辐射,似乎都没有让她感受到太多的恐惧,“从事新闻行业很好的一点是可以让人变得勇敢。”

  在陈琳走过的无数现场中,最特殊的就是战场。“谎言都是为侵略战争准备的,而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真相。”去到战场,就是去拯救真相的第一步。

  进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第一天,轰鸣的战机、此起彼伏的枪声时刻折磨着她的神经。陈琳和来自各大媒体的记者被“扣在”一家酒店中,成为了卡扎菲政府的“人盾”。北约的轰炸总在傍晚开始,炮弹在远方落下,伴随着隐隐的啸鸣声,气浪霎时涌来。记者们形成了一个习惯,在战机来临时,他们会拿着盘子躲在后院吃饭,避免被空袭误伤。

  尽管有着相对完善的保障体系,但一旦陷入战争中,便没有绝对安全之地。陈琳回忆,某天夜晚一颗炮弹在距离酒店不远处爆炸,窗户上全是裂纹。事后,她向父亲通电话报平安。炮兵出身的父亲告诉陈琳,如果炮弹在发射时偏离了1毫米,最后炸到的可能就是她。

  这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时刻,不止一次地发生在她身上——进入交火地带后,炮火和鲜血成了陈琳眼前最常出现的场景,就连鼻尖萦绕的也全是硫磺的味道。有一次,同行者的走火了,“当时右耳一下子听不见声音了”。幸好同行者的枪是斜背着的,子弹打到了地上,如果枪口朝后,中弹的可能就是陈琳。

  这种情况在战争中并不少见,而陈琳也渐渐习惯了凶险时刻的存在。“到战场的第一天,你就会见到各种生生死死。”

  除了战场,灾难现场也给陈琳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在她进入利比亚战场的三个月前,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3·11大地震,9.0的震级随即引发海啸,并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核泄漏事故。一时间,人们争抢着离开日本,机场人满为患,而那时的陈琳则怀揣着“去现场”的使命感,逆着人潮前往日本。

  到了东京,陈琳一心想前往福岛,但公共交通已经瘫痪,愿意去福岛的司机少之又少。她挨个敲车窗询问,最终找到一位出租车小哥。陈琳随身带着一块监测手表,每到一个地方做直播,就会告诉观众这里的辐射指数是多少。最深入的一次,报道团队走到了离辐射源仅有30公里的警戒线处。

  几次三番走在危险的边缘,陈琳却觉得,这是她与世界建立联结、看到无穷远方的时刻。“我会更珍惜我的职业,如果没有我的职业,我根本就无法抵达这些地方。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——做一双眼睛,去帮观众去看看那些极端的场合,究竟是什么样子。”

  面对艰难与危险,很多人会好奇,奔赴一线的记者们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坚持这份职业的。一位常驻巴勒斯坦的中国记者曾在自己的传记里写道,自己最初走上战场,是因为“作为一位年轻记者,非常渴望经历和荣誉”。

  陈琳则认为,在面对战场、面对灾难的时候,如果只是出于一点“虚荣”,长此以往热情必然会被消磨。在无数的极端场合,记者们看到的是人性的扭曲和黑暗,是一种“人性堕落的末世之态”。记者们依然愿意前行,为的不可能是所谓功利。

  在利比亚时,陈琳发现,不同国家媒体的报道立场是显而易见的,各国记者受到的待遇也截然不同。“对于北约国家的媒体,利比亚的政府‘又爱又恨’,几乎所有的消息都会第一时间给他们,即便知道消息大概率会被扭曲,他们依然格外重视这些西方媒体。”

  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下做华语新闻报道并不容易,西方媒体将无数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消息广播给了全世界,这让陈琳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。她认为,如果不到前方去,就永远在转述别人视角下的东西。而一个民族不断地成长,需要各种信息的刺激和融合。“如果我们永远依靠别国的信息翻译去了解世界,那作为一个华语记者,实在是太失败了。”

  在陈琳看来,在越来越多国际新闻的现场看到中国记者的身影,意味着中国记者背后的国家力量被更多人承认。但这并不够,一个华语记者在前线最大的意义,是为所有华语观众打开认识世界的窗户。“如果报道中没有华语,那么华语观众大概率不会关注这些重大事件。本国语言报道的缺失对于任何一个国度的人民来说,都是一种巨大的缺失。”因此,面对黑暗的场景和痛苦的场面,中国记者一定不能失语和缺席,这也是时代给予记者的责任。

  “不必对国外同行、权威媒体过于迷信。”长期与西方媒体共事的丰富经验,也是陈琳代表中国走向现场的底气。有一次,陈琳和BBC的记者同去一个爆炸点,亲眼见证了这样一幕:在没有经过调查的情况下,这位BBC的记者对着一个被炸烂的座椅直接开始报道,“他说这是卡扎菲政府伪造的空袭现场。”

  在战场上,无数立场和意识形态在暗流涌动,明争暗斗。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,陈琳尽可能多地收取资料,并一直小心辨别、谨慎使用。她心中有两条标准:“一是我会问自己,这个采访的价值到底在哪,能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,而不是为了我的一己私欲;二是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如果报道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,那我就不会去做。”

  陈琳也谈到,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,很多时候传统媒体的信息量不一定比自媒体更大。“我尊重每一处信息的来源,但毕竟每个人报道新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目的。”在她看来,把世界发生了什么告诉自己的国家,告诉讲着相同语言的人群,同时不断拓展传播自己民族的文化力,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专业的记者,尤其是在战争等极端场合下,自媒体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。

  “所有的人在看向世界的时候,都要经过我的眼睛。”陈琳曾在课堂上这样表达自己对于记者的理解。这双温柔的眼睛始终在张望,犀利的目光穿过山川海洋,去到更广阔的的大地上,在那里见证无数的现场,再把这些景象传递回自己的故乡。“要做中国的眼睛。”陈琳真挚地说。

  即便在国际新闻报道中,观念冲突并不少见,陈琳还是一直强调“不要用某种抗衡的态度去做报道”。在战争或灾难等人道主义事件发生时,记者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普通人,而不是东方或西方。战争的结果或许只有少数人能决定,而记者们更多的是向普通人呈现 “人类最朴素的价值观”。

  然而,要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。虽然记者理应是报道的执行者,不能成为报道的一部分,但这背后的所闻所见,都撼动着记者的心灵,使他们不得不面临无数观念上的自我斗争。

  战争将人性撕裂成两个极端。走在的黎波里的街头,淳朴善良的利比亚人会热情地对待陈琳,孩子们还会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喊着:“你好!你好!”争着抢着和陈琳握手。但对于生长在战火中的孩子而言,“在他还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的时候,命运已经被成人们操纵,甚至是扼杀了。”在一个爆炸现场,陈琳看到一个人抱着一团炸焦的“物体”跑来,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。“战争令我最受触动的是孩子,一定是孩子。”

  当时陈琳自己的孩子才一岁多,此情此景更令她不忍。“全家人会把所有的爱、所有的安全感都给孩子,所以对于绝大多数正常人的家庭来说,孩子睡的小床和那间屋子一定是家里最安静、最安全、最充满希望和爱的地方。睡在自己小床上的孩子突然就被剥夺了生命,那种冲击让我不禁想到很多。”

  “成人不管情绪怎么歇斯底里,其实都是一种经过后天的自我学习、自我控制后形成的状态,而孩子的状态是完全本真的。”陈琳回忆,卡扎菲政府曾经组织了一群孩子去北约驻的黎波里的办事处抗议,其中最大的孩子不过十三四岁。“他们可能连自我认知都还处于一个很懵懂的状态。”他们在抗议、在拥护,但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抗议的是谁、拥护的是谁。“我去问一个被妈妈抱着的小孩‘卡扎菲是谁?’他很懵懂地望着我。他的妈妈喊着跟他说,‘Father!Father!’”

  这件事情给陈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:“我们在拉着孩子们用生命和价值观给我们陪葬。”

  经历过这一切,陈琳一直在思考:如果说战争真的分正义和非正义的话,孩子到底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非正义的一方?如果说政治有价码,孩子被标上了什么样的价格?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,陈琳也陷入了对战争的憎恨和对死亡的悲伤中。

  面对极端环境,人性的颤动是难以避免的。陈琳一直想寻求一个在新闻专业主义和人性之间的平衡点,她曾在记者手记中写道:“客观,在非常时期、非常地带,是个要小心翼翼破解的难题。如果我的新闻能提醒那些站在民主制高点上的人切莫漠视生命,也算是不辱我的使命。”

  在利比亚战场时,陈琳目睹过许多关于人性和政治的负面事物,难免会产生负面的感受。但随着十年中的慢慢成长,那些定格在某年某月的经历对她的影响产生了变化。“我觉得自己现在有了更强大的自我能力,去把负面的东西朝向积极的方向转化。”

  当然,她也会有困惑、迷茫的时候,但当这些情绪难以排解时,她就会选择读书。“当你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刺激跟你读的书相结合的时候,你就会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反过来说,每一件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其实都值得重视。”

  今年是陈琳从事记者工作的第16年,冲向现场已经成为她的一种生活状态。秉持着“没有什么小事是真正的小事”的理念,她已然把生活中的一切当作现场,把现场视作生活的一部分。“这是十几年间最让我陶醉的状态。”陈琳说。

  虽然从前的大学同学、曾经共事的同事不少都已经转行,陈琳仍然冲锋在新闻一线。她始终坚信,只要不知疲倦地往前走,就能变成更好的自己。也正因为走过这无数的现场,回过头来,她才发现自己的生命愈发丰满。每一次动身与奔赴,都是人生前行的力量,而在这个过程中,她的理想也更为坚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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